政协委员把脉求解 新型城镇化如何规避发展误区
自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，新一轮的城镇化高潮业已掀起，破除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壁垒也不再是奢望。而要真正“化人”，则必须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、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、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。
在新型城镇化深入实施的关键时期，省政协就“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”开展专题调研，重点就城镇化进程中应当规避的问题、误区进行了深入研讨，以实现“包容性增长、绿色的增长”。
去年，全省常住人口9733.39万，人口城镇化率53.75%（全国53.73%）；户籍城镇化率42.97%，高于全国7.27个百分点。有5个设市城市城镇化率超过60%，8个超过50%。“我省已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，未来15到20年仍将保持城镇化快速发展态势。”省住建厅副厅长耿庆海说。
据了解，在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上，我省坚持以人为本、四化同步、优化布局、生态文明、文化传承，力求“到2020年，全面构建起以城市群为主体，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、县域城市为支撑、小城镇为基础、农村新型社区为单元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”。
在空间布局上实行立体的层级架构，与我省典型的本地城镇化、县域城镇化特征有关。全省1370万（含983万农民工）流动人口，85%在本省内流动，近50%在本县内流动。此外，全省城镇常住人口46.5%分布在设区城市，30.1%在县城，23.4%在建制镇，并且呈现出中小城市加速发展的趋势。省政协常委、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守军表示，县域以下将是重点，应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发展，实现人口的合理转移，“打造一批30-50万人口的县域中心城市”。
县域城镇化：双向贯通
那么，小城镇多而不强的现状如何从经济的角度改善呢？强化产业支撑成为委员、专家的共识，特别是在西部地区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有委员表示，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公共服务业，促进产城融合发展。在产业园区建设上，临沂市政协常委王观利认为应错位发展，“宜工则工、宜农则农、宜游则游”。“以临沭县为例，青云镇做大柳编的工艺制造，而汤头镇则重点发展旅游，有所区分。”王观利说。
“我们要建设的是小城市，而不是大乡镇。”省政协常委、省城建设计院院长刘俊福眼中的小城镇，是生态文明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小城镇。王观利则表示，“过去是资源单向涌入城市，如今是时候将城市反哺乡镇的逆向通道打开了。” “单向通道导致了统而不筹，应当考虑城市的资本、人才、技术等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。”王观利的观点得到宋守军的赞同。
另外，城镇管理和社会治理也应加入到“小城市”建设中。单就健全城镇管理体系来讲，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将是趋势。“健全城市管理、服务、执法‘三位一体’的城管体制，实现向社区、乡镇延伸。”耿庆海说。
土地城镇化：集约节约
宋守军此前曾表示，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的答案是“城镇化”的偏旁：土、金、人。固然应当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科学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投融资机制改革，最基础的还是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，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。土地，是工业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节点所在。
土地利用不集约是我省城镇化存在的显著问题。2003年到2013年，我省城镇人口增长了27%，而建成面积增长了48.1%，土地城镇化速度相当于人口城镇化的两倍。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省城镇化的发展质量。2013年，我省城镇化率比江苏、浙江、广东至少低10.25个百分点。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.05，低于国际公认的1.4-2.5合理比值区间。
“不能再走盲目扩张、粗放浪费、‘摊大饼’式的用地路子了。”省政协常委、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玉志认为，应强化土地用途管制，加大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力度，深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。省政协委员、济南市规划局局长贾玉良则表示，应建设紧凑型、集约型的城镇，形成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。
在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，耿庆海表示，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实行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，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挖潜制度，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。“严控总量、适度投放总量，注重盘活城边村、城中村等存量，逐步降低增量依赖。”王玉志说。
社区建设：实事求是
农村新型社区或许是土地城镇化的显著标示。目前，全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5790个，约有422万户、1394万农民实现了居民社区化，生活城镇化。不过，是否会演变成农民“上楼”运动的担忧始终存在。产业支撑、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改革能否跟上，城镇建设用地会不会无限扩张？
“实事求是，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”、“节奏该放慢的就慢下来”……刘俊福、贾玉良等委员有着相同的感叹。现行政策背景下，社区在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、就近实现城镇化提供新载体的同时，也为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“多快好省”的指标“富矿”。有意或无意，新农村建设往往与新建社区划上了等号。
“产业、人口规模应当有所规划，这决定了新型社区的容量。特别是对未来发展状况的预计应考虑在内。”宋守军说。他举了个例子，全省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占11.4%，约500万人。如果按现有人口规模计算社区居住面积，未来可能会出现闲置的空心社区。“出生、死亡人数变化趋势，外来人口的增减，这些都应进行掌握。”宋守军说，城镇化发展应科学规划，有序推进，不能让新城变“鬼城”、新社区变“空心村”。
谈及编制规划的问题，刘俊福认为既应强调因地制宜，更应注重规划实施的延续性，“不能搞‘千篇一律’、‘千城一面’，也不能一届政府一张图”。刘俊福说，国外一些城市，可能数十年建设都是按照最初的规划在走。
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不仅体现在纵向实施上，在横向融合上也应积极探索。王玉志表示，可在县（市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、城乡、土地利用规划的“三规合一”或“多规融合”，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。“我省已按照国家有关要求，制定了‘三规合一’试点工作方案，探索解决各规划时点如何衔接、各部门如何分工协作、如何突破用地分类等技术难点。” 王玉志说。
来源：联合日报
在新型城镇化深入实施的关键时期，省政协就“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”开展专题调研，重点就城镇化进程中应当规避的问题、误区进行了深入研讨，以实现“包容性增长、绿色的增长”。
去年，全省常住人口9733.39万，人口城镇化率53.75%（全国53.73%）；户籍城镇化率42.97%，高于全国7.27个百分点。有5个设市城市城镇化率超过60%，8个超过50%。“我省已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，未来15到20年仍将保持城镇化快速发展态势。”省住建厅副厅长耿庆海说。
据了解，在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上，我省坚持以人为本、四化同步、优化布局、生态文明、文化传承，力求“到2020年，全面构建起以城市群为主体，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、县域城市为支撑、小城镇为基础、农村新型社区为单元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”。
在空间布局上实行立体的层级架构，与我省典型的本地城镇化、县域城镇化特征有关。全省1370万（含983万农民工）流动人口，85%在本省内流动，近50%在本县内流动。此外，全省城镇常住人口46.5%分布在设区城市，30.1%在县城，23.4%在建制镇，并且呈现出中小城市加速发展的趋势。省政协常委、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守军表示，县域以下将是重点，应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发展，实现人口的合理转移，“打造一批30-50万人口的县域中心城市”。
县域城镇化：双向贯通
那么，小城镇多而不强的现状如何从经济的角度改善呢？强化产业支撑成为委员、专家的共识，特别是在西部地区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有委员表示，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公共服务业，促进产城融合发展。在产业园区建设上，临沂市政协常委王观利认为应错位发展，“宜工则工、宜农则农、宜游则游”。“以临沭县为例，青云镇做大柳编的工艺制造，而汤头镇则重点发展旅游，有所区分。”王观利说。
“我们要建设的是小城市，而不是大乡镇。”省政协常委、省城建设计院院长刘俊福眼中的小城镇，是生态文明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小城镇。王观利则表示，“过去是资源单向涌入城市，如今是时候将城市反哺乡镇的逆向通道打开了。” “单向通道导致了统而不筹，应当考虑城市的资本、人才、技术等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。”王观利的观点得到宋守军的赞同。
另外，城镇管理和社会治理也应加入到“小城市”建设中。单就健全城镇管理体系来讲，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将是趋势。“健全城市管理、服务、执法‘三位一体’的城管体制，实现向社区、乡镇延伸。”耿庆海说。
土地城镇化：集约节约
宋守军此前曾表示，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的答案是“城镇化”的偏旁：土、金、人。固然应当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科学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投融资机制改革，最基础的还是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，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。土地，是工业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节点所在。
土地利用不集约是我省城镇化存在的显著问题。2003年到2013年，我省城镇人口增长了27%，而建成面积增长了48.1%，土地城镇化速度相当于人口城镇化的两倍。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省城镇化的发展质量。2013年，我省城镇化率比江苏、浙江、广东至少低10.25个百分点。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.05，低于国际公认的1.4-2.5合理比值区间。
“不能再走盲目扩张、粗放浪费、‘摊大饼’式的用地路子了。”省政协常委、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玉志认为，应强化土地用途管制，加大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力度，深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。省政协委员、济南市规划局局长贾玉良则表示，应建设紧凑型、集约型的城镇，形成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。
在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，耿庆海表示，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实行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，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挖潜制度，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。“严控总量、适度投放总量，注重盘活城边村、城中村等存量，逐步降低增量依赖。”王玉志说。
社区建设：实事求是
农村新型社区或许是土地城镇化的显著标示。目前，全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5790个，约有422万户、1394万农民实现了居民社区化，生活城镇化。不过，是否会演变成农民“上楼”运动的担忧始终存在。产业支撑、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改革能否跟上，城镇建设用地会不会无限扩张？
“实事求是，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”、“节奏该放慢的就慢下来”……刘俊福、贾玉良等委员有着相同的感叹。现行政策背景下，社区在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、就近实现城镇化提供新载体的同时，也为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“多快好省”的指标“富矿”。有意或无意，新农村建设往往与新建社区划上了等号。
“产业、人口规模应当有所规划，这决定了新型社区的容量。特别是对未来发展状况的预计应考虑在内。”宋守军说。他举了个例子，全省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占11.4%，约500万人。如果按现有人口规模计算社区居住面积，未来可能会出现闲置的空心社区。“出生、死亡人数变化趋势，外来人口的增减，这些都应进行掌握。”宋守军说，城镇化发展应科学规划，有序推进，不能让新城变“鬼城”、新社区变“空心村”。
谈及编制规划的问题，刘俊福认为既应强调因地制宜，更应注重规划实施的延续性，“不能搞‘千篇一律’、‘千城一面’，也不能一届政府一张图”。刘俊福说，国外一些城市，可能数十年建设都是按照最初的规划在走。
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不仅体现在纵向实施上，在横向融合上也应积极探索。王玉志表示，可在县（市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、城乡、土地利用规划的“三规合一”或“多规融合”，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。“我省已按照国家有关要求，制定了‘三规合一’试点工作方案，探索解决各规划时点如何衔接、各部门如何分工协作、如何突破用地分类等技术难点。” 王玉志说。
来源：联合日报